西北汉简中关于儒家文化典籍的简文同朝鲜半岛发现的《论语》简两相辉映，昭示了汉武帝以后，儒家的大一统文化随着政权的建立而推广到边疆，政治、军事和文化三位一体，成为汉王朝建构国家认同的基本形态。
悬泉汉简是20世纪90年代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大宗地下出土文献，所出20000多枚汉简中，除了反映中西交通、丝绸之路、西北边疆的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些儒家经典保存了下来，《论语》简就是其中之一。比如：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夏
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V92DXT1812②：215）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V92DXT1812②：119）
此两简应是编连在一起的一份册书，为《论语·子张》篇的部分内容。包括分章符有字57个。每章之间连续抄录，章与章之间用墨点隔开。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子张》篇总共25章842字，按此字数再加25个分章符，应有867个字符。如每简按57字计算，全部《子张》篇的内容大约需要15支简才能抄录完毕。也就是说，《子张》篇的内容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上述两简，而其另外13简已经散佚不知去向。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有《鲁论语》20篇，有《齐论语》22篇，后者除比前者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外，其他内容大致相同。后来又有《古论语》21篇，是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壁中发现的。将《尧曰》篇“子张问”处再分为一篇，故有两《子张》篇。篇次也与鲁、齐二论不一样，文字不同者有400多处。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基础，吸纳齐论，“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号为《张侯论》。“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东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通行本也是《张侯论》。
张禹其人，“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宣帝甘露年间崭露头角，受太子太傅萧望之赏识。元帝时拜光禄大夫，为太子授《论语》。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卒。历仕宣、元、成、哀四朝，是西汉中后期历任丞相中少有的善终者之一。不过此人阿附王氏，官声不佳，当时就被指为“奸人之雄”和“佞臣”。张禹以帝师贵显乃在成帝时期（公元前32年—前7年），故《张侯论》的流布当在此时及其后。
与悬泉汉简《子张》篇同层出土的汉简有464枚，明确纪年者36枚，从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到东汉永平二年（59年），前后跨越113年。悬泉简《子张》篇的年代当在成帝建始（公元前32年—前29年）以前。如此，其版本内容要比《张侯论》早，比刘向在成帝时校阅典籍的时间要早，尽管断句残篇，但在《论语》流传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至于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中看到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篇，那又是远在200年之后东汉末年的事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对新开辟的地域采取了修筑边塞、驻兵屯守、移民设郡、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与此同时，适应大一统格局的儒家思想也如影随形地被推行到了边疆各地，塑造了官员
和军民的核心价值取向。儒家典籍在西北汉简中的陆续发现，就是其中的例证。除了上述悬泉汉简中的《论语》外，西北汉简中的儒家典籍还有1930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中方队员黄文弼和瑞方队员贝格曼分别发现的罗布淖尔汉简和居延汉简中都有《论语》残简片断。罗布淖尔汉简中有《论语·公冶长》第12章的断简：
亦欲毋加诸人子曰赐非……
今本作：“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简文“无”作“毋”。“赐”后面多一“也”字。黄文弼先生指出：“此简出罗布淖尔古烽隧南兵房中。在北兵房中同时出土者，有黄龙、河平、元延诸年号，则此简书写当亦在斯时……此简所书《论语》，不惟在郑玄之前，且在刘向之前矣，甚可贵也。”
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所出汉简中，有《论语·为政》第10章残简：
所由观之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4.6）
今本作：“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简文“察其”作“观之”。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金关汉简中，有《论语·泰伯》第一章的残简：
子曰大伯其可（73EJT15：20）
今本全文作：“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还有《论语·阳货》19章和21章的残文：
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
年之丧其已久矣君子三□（73EJT24：833）
今本作：“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百物生焉”简本作“万物生焉”；“期已久矣”简本作“其已久矣”。
卅井次东隧有一简似为臣民上书皇帝的奏章，引用了《尚书·洪范》和《论语·季氏》：
无扁无党王道汤汤无党无扁王道
□辨论语曰不患寡患不均圣朝至仁哀闵□□□□□□□ （ESC106）
今本《尚书·洪范》作：“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而简文“偏”作“扁”；“荡”作“汤”。另外，“王道平平”，简文后二字未释，今细审原简，似应释为“王道辩辩”。《论语·季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简文作“不患寡患不均”，少一“而”字。杨伯峻《论语译注》根据俞樾《群经平议》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因为“贫”和“均”是从财富着眼，“寡”和“安”是从人民着眼。但从简文看，并非如此。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金关简中，还有若干《孝经》的篇章，比如：《开宗明义章第一》：
中尼居曾子寺子曰先（73EJC：37）
今本作：“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简本“仲”作“中”，“侍”作“寺”，即是同音假借又体现了时代的先后。
《庶人章第六》和《三才章第七》：不及者未之有也曾子曰甚哉□（73EJC：179）
此简连续抄录了《庶人章》的末尾几字和《三才章》的开头几字。而今本《庶人章》的全句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三才章》的全句是：“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圣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73EJC：176）
今本《圣治章》全句是：“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其中“天地之性，人为贵”，简文作“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广要道章第十二》：
□其父则子说敬其兄则弟说敬其君则（73EJC：180）
今本全句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今本“悦”简文作“说”，二字通，但“说”的用法更早。
上述《孝经》残简，是1973年发掘时采集的散简，其中30多枚纪年简中从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到元始四年（4年）前后跨越近80年时间。虽然难以再缩范围，确切年代不得而知，但是仅从出土地而言，说明它的出现与边疆的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是边防将士一边驻守边关一边学习文化知识和接受思想教育的产物。所谓始于孝悌而终于忠君报国，与凝聚陶铸军人的精神和士气有直接关系，也与巩固边疆有直接关系。
西北如此，东北亦然。就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军攻打楼兰的同时，派了左将军荀彘和楼船将军杨仆率军攻打朝鲜，“故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同河西四郡和西域的情况类似，武帝之后的各代统治者尤其是宣元时期即把儒家思想和伦理教化推行到了朝鲜半岛，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在平壤贞柏洞调查了3000多座汉代古墓，其中364号墓出土了一批《论语》简，估计总数为120多枚。全部材料朝鲜社会科学院一直未曾公布，部分照片辗转传到日本再传到韩国，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现在我们能看到的39枚《论语》简中有31枚的内容属于《论语·先进》，存字557个。8枚属于《论语·颜渊》，存字144个。由于同墓出土有《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所以其年代，至少在此之前，即公元前45年以前。所以它是除河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以外较早的论语版本。《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出自中山怀王刘修之墓，而刘修死于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前后相差十年。定州本《论语》存字7576个，将近传世本一半的文字，但差异之处有700多处，近十分之一。平壤本《论语》的39简中，有10简内容完全与今本相同，其余29简有差异。而此29简与定州本相比，内容相同者10简，文字差异者19简。不过未曾寓目的平壤《论语》简可能还有70多枚，内容不得而知。所以日、韩学者认为：“平壤贞柏洞364号墓中出土的《论语》竹简，与1973年中国河北省定州汉墓中发现的《论语》竹简几乎是同时代的，作为目前已知的《论语》原典，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资料。”
目前从地下发现的上述材料看，《论语》等儒家典籍从朝鲜半岛的北部陆续传到南部，再传向日本，形成了东亚地区汉文化圈亦即儒家文化圈，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2003年在韩国南部的金海市凤凰洞和2005年在西部仁川市桂阳山发现的《论语·公冶长》的木觚以及在日本发现的《论语》原文，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最好的支持。
对汉王朝开拓疆域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各种方略和重大活动，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但在思想文化上对巩固边疆、维系人心、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统一的价值观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尚属阙如。敦煌、居延、西域以及朝鲜和韩国发现的简牍《论语》及其他儒家经典，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弥足珍贵。（郝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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